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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阶段，都是民权运动，他认为民权运动与 20 世纪 50 年代到 70 年代有关。当时他在事实上实行种族隔离的克利夫兰和华盛顿特区教授高中历史，努力应对结束法律上的种族隔离的挑战。在首都期间，库班还担任过高级教师，在中央办公室的员工发展办公室工作过，还曾在联邦政府的民权委员会工作过一段时间。回想起那些年，他感到既诚实又悲伤，他回忆道：

[充满] 教授历史的热情，帮助学生在努力创造更美好的社会的同时找到自己的定位。杜威坚信学校（当然还有教师）能够改革社会，这种信念让我在 1963 年来到华盛顿特区……现在回想起来，我看得更清楚了……全国性的政治、经济和社会事件（例如经济衰退、战争、总统更替）波及了各个学区和学校，进一步削弱了我最初的信念，即更好的学校可以创造更好的社会。相反，我了解到社会影响遍及学区、学校和教室。我搞错了因果方向：社会变化对学校的改变远大于学校对社会的重塑。

库班继续担任阿灵顿学区总监，直到当地政治变化导致 美籍华人数据 他所在的自由派学校董事会多数派被“一群政治保守派取代，他们的任命旨在推行一套与我和之前的董事会所采用的政策不同的政策”。县领导现在想要一位“低调、谨慎理财的学区总监”，以控制成本，而不是制造混乱。

于是，库班和家人移居西部，在那里他获得了斯坦福大学的博士学位，与著名的教育史学家戴维·泰亚克成为朋友，并开始了大学教授和多产作家的新生活。（他最著名的书可能是 1995 年与泰亚克合著的《向乌托邦进发：一个世纪的公立学校改革》。）